尹鋒林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加強誠信建設治理惡意訴訟工作紀實》和治理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典型案例，集中展現(xiàn)了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堅守誠信保護的司法理念，加大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治理力度，推動知識產權訴訟誠信文化建設的生動實踐。

近年來，一些市場主體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惡意提起訴訟或在訴訟中惡意擴張自身權利保護范圍，以獲取非法利益。這些做法假“專利”之名行“牟利”之實、打“維權”之旗行“侵權”之事，嚴重擾亂經營秩序與訴訟秩序，破壞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與營商環(huán)境。對此，人民法院堅決說“不”。

這批典型案例具有兩個突出亮點。一是明確惡意訴訟的認定，精準打擊知識產權“碰瓷”行為。實踐中，惡意訴訟的具體類型是多樣的。如何判斷知識產權訴訟發(fā)起人是否具有惡意，是精準打擊“碰瓷”行為的關鍵。在涉“成品罐”實用新型專利惡意訴訟案中，金某公司為阻撓靈某公司上市，以靈某公司侵害其名稱為“一種混合裝置”的專利權為由，提起侵權之訴，被靈某公司以惡意訴訟為由反訴。金某公司不服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提起上訴。最高法二審認為，不穩(wěn)定的權利基礎、隱匿專利權評價報告的不誠信之舉、較為容易的侵權判斷、明顯畸高的索賠金額、難謂巧合的起訴時機等因素綜合起來，足以表明金某公司提起本案專利侵權之訴并非為了正當維權，而是意在通過該訴訟拖延靈某公司的上市進程、損害靈某公司權益，應認定其構成惡意訴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最高法在該案中不僅運用“以時機看動機，以標的看目的”的惡意認定方法，還提出了“惡意起訴即侵權”的理念，為準確認定知識產權“碰瓷”行為提供了裁量依據(jù)，傳遞了堅決遏制惡意訴訟行為的鮮明態(tài)度，有力維護了受害方的合法權益。

二是明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損害賠償范圍，讓“碰瓷”者無利可圖。知識產權訴訟具有專業(yè)門檻高、周期長等特點，誠信的市場主體一旦卷入惡意訴訟，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和經費進行應訴。在涉“行車記錄儀”專利惡意訴訟案中，最高法提出了“全面賠償原則”，這也是此案最大的典型意義所在——給惡意訴訟的賠償責任“劃范圍”，即對于惡意訴訟的被起訴人，既要看到其受損的一面，比如律師費等合理開支，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比如因財產保全被占用資金的利息、因規(guī)避法律風險而主動放棄的商業(yè)機會等。在該案中，法院不僅要求惡意訴訟提起人向受害人賠償律師費、交通費等顯性損失，而且將惡意訴訟所導致的預期利益損失也納入受害人的可受賠償范圍，使惡意訴訟的損害賠償范圍更趨全面、公平、合理?？梢哉f，依法提高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損害賠償標準，讓受害者獲得充分、全面的賠償，讓不誠信者付出沉重代價，有助于進一步遏制知識產權“碰瓷”行為。

治理惡意訴訟，是建設知識產權訴訟誠信文化的重要方面、有力抓手，更是保護創(chuàng)新的必然要求。從這些典型案例中，我們看到了人民法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以及樹立的更加嚴格鮮明的司法導向。當然，進一步深化對“真”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需要人民法院從誠信建設、治理惡意訴訟方面打擊知識產權“碰瓷”行為，還需要全社會齊抓共管、形成合力，進行更為有效的綜合治理。一方面，要通過廣泛宣傳，提高全社會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本質及危害的認知，增強防范意識，營造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社會環(huán)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完善制度筑牢防線，如進一步提高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的違法成本，暢通受害者反訴渠道，明確損害賠償標準，在讓受害者獲得充分救濟的同時，讓“碰瓷者”付出遠超收益的沉重代價；在專利、商標授權環(huán)節(jié)加強實質性審查，從源頭削減惡意訴訟的權利基礎。

相信隨著典型案例裁判精神的普及，全社會的誠信意識與法治意識將不斷提升，主動向知識產權“碰瓷”行為亮劍的氛圍也會愈發(fā)濃厚。從根本上說，唯有堅持多管齊下、久久為功，才能遏制知識產權“碰瓷”行為，實現(xiàn)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真創(chuàng)新、真保護創(chuàng)新”的目標，更好為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保駕護航。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知識產權系主任，北京知識產權法研究會副會長）